高考前夕,我为足球狂

我18岁那年，198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在墨西哥进行。比赛时间在六月初到七月初。

可这一个月，就是高考前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

看，还是不看呢?

父亲在世界杯开幕那天，跟我郑重谈了一次。

他说：知道你很想看世界杯。我也相信看几场球不会影响你的高考，甚至觉得到这个时候，该下的工夫已经下足了，没必要整天想着高考，搞得心理压力过大，看看球，调解一下，说不定会有更好的状态。所以，你自己安排起居和学习时间。你已经18岁了。可以为自己负责了。万一你高考不理想，也不要后悔，更不要跟看世界杯联系上。大不了重考一次。

当时，我觉得我父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

我表示看球绝对不会影响高考复习，并和父亲一起选了一些小组赛，等进入淘汰赛阶段再选择自己想看的重要对阵。

一场1／4决赛中，马拉多纳，一个影响我终生的人，用一种震惊世界的方式出现。在他连过五人踢进那个球的时刻，爷爷和父亲完全忘记了邻居们都在凌晨的睡梦中，他们爆发出了我从没听到过的吓人的持续的呼喊，把母亲和妹妹都吵醒了，以为家里闯进窃贼发生了激烈搏斗。

每一次熬夜看球后，父亲都帮我撒谎欺骗班主任，说晚上用功，白天起得晚一点。

我每天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球友们绘声绘色地描述比赛。后来回想。这也许是我阴差错的“体育解说前传”吧。

7月初，世界杯决赛了，高考随后就到。

7月5日，高三全年级考前动员。300多学生和几十名老师集合在学校最大的阶梯教室，黑压压一片。大黑板上。红色楷书大号的粉笔字写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气氛之肃杀，令人想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校长的考前动员已经开始，我迟到了，却又无处躲藏、只能硬着头皮走进去。

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过来。我迅速向最后一排走去，那有死党们提前留好的位置，他们都在那里等我带来的“早间体育新闻”之《世界杯快报》。弟兄们的目光如同接应突围的救援火力一样，一个个满眼的企盼和兴奋。

“快说快说，谁赢了?谁是冠军?”声音小得根本不是听见的，是看口唇动作看见的。

“阿根廷3比2胜，马拉多纳没有进球。”我用最简洁的语言把核心要点发布了。

一堆凑过来的脑袋迅速恢复了原来的正常状态和位置。

多年以后，我干起了体育解说，当年凑过来的那些脑袋知道以后都说，这一点也不奇怪。

那一年，我18岁，刻着高考和世界杯的18岁。

我没有高中毕业证，也没有全A的成绩单，但现在是剑桥大学法律系三年级的学生。从8岁到18岁我一直接受家庭教育。上剑桥之前，我也申请过其他大学，对方的回复通常是：“你是不是忘了填写受教育情况这一栏?”没有哪所大学愿意培养一个小学都没有上过的人。但剑桥很棒，它非常开明，认可了我在“开放大学”取得的资历。

其实，让我接受家庭教育并非父母的初衷。8岁时，我所上的小学意外倒闭。当时不是学校招生的日子，爸妈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家庭教育，我答应了，并且喜欢上了这种方式。

家庭教育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枯燥。并不是每天都在家里，不和其他人接触。正常上学的孩子每天在学校里也只是待6小时。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我的6小时不在学校，而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

我父母给予我和弟弟充分的自主权。他们并不直接管教，只是监督我们。这种监督也不是很严格。我们从来没有最后期限、没有考试、没有作业，甚至没有时间表，但我有自己的安排：可能周三一天什么都不干，但是整个周末都在学习。我可以远足穿过雪墩山峰国家公园。也可能待在同一个角落读上两礼拜的书。在家庭教育刚开始的日子里，我一连好几个月都整天看肥皂剧和玩电脑游戏，不过我很快就改正过来了。

我对南极洲充满兴趣，于是妈妈鼓励我多多了解，她还带我们去博物馆。公立的课程只适用于学校——我父母当然不会按那个来。他们会让我们明白自己需要学些什么，比如法语和数学。我们有个法语家教。每周来一次。我受的教育就是寻找出自己对什么最感兴趣。然后据此找出相关的书、网页或是博物馆。我发现学术性的机构——比如英国南极研究会和科学博物馆总是出乎意料地乐意回应像我这样10岁左右的爱好者。我很欣赏自由。如果我对政治感兴趣，那我会接触比学校教育所规定的更广更多的内容。接受家庭教育的孩子从来不厌学，因为他们能学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我并不是独自一人学习。我们有一个小组，大概10～15人，大家通常一起做科学实验或者结伴去博物馆。据估算，全英国每年大概有5到8万孩子在接受家庭教育。而且还有个帮扶机构——另型教育组织，它负责组织当地的学习小组，提供咨询。从16岁起。我花了两年时间学习“开放大学”课程。它们能帮助我申请上大学。像其他人一样，在被录取之前，我也要参加全国性的法律资质考试。

不了解家庭教育的人会认为我们缺少社会经验。这不是个问题。我跟周围的同龄人交朋友，我还去一所音乐学校上课。在那里也结交了朋友。由于缺乏学校教育自然提供的社交环境，不得不在社交方面更加积极。

18岁以前。我唯一参加过的考试是音乐理论5级考试——但在剑桥，我很快就习惯了考试。在这里。导师要求我们每周都写一篇论文。在教育方面，缺乏传统的分数衡量也有其不足之处。有的大学很明显不看好我的申请。但是我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因为我能边学习边出去工作。

我不认为家庭教育是完美的，它只是另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模式，恰好我从中受益颇多。使我在大学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姜家宁喜欢安静的女生,就像沉默的班花程雅君,他不能像校痞一样买PSP送给女生;不能凑齐几周的生活费就买得起蔡依林的演唱会门票;他甚至都没有一个像样的笑话来逗乐女生。但爱一个人总是会有属于自己的好办法———聪明的姜家宁总是照顾程雅君家的生意。

姜家宁家离雅君家开的小卖店不远,每天姜家宁都会从那里过,然后站小卖店门口,问问这多少钱那多少钱。他那点零花钱,估计早就用完了,他只不过是想看看程雅君在不在,更多的时候都是雅君妈妈在里面。有时候,雅君也会帮家里看店,姜家宁就装作去买东西,在那里挑啊挑,问这个酱油多少钱,问那个灯泡多少钱,然后找机会跟雅君搭讪,聊东聊西的。更乐的一次,雅君看店的时候,姜家宁又逛到了那里,刚起床的雅君一身睡衣守着店,家宁神经兮兮地瞎指,傻里傻气地指着卫生棉说:这个多少钱?一下子红了脸的雅君,不知所措,赶紧逃到了里屋,换了妈妈出来:臭小子,你要买这个?一大清早你要买这个?姜家宁不知哪来的勇气,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就买这个,你给我来一大包。雅君妈妈也没阻拦,也就真的把那一大包东西给了姜家宁,姜家宁倒也侠气,直接就塞进了书包里。带着一大包卫生棉上下学的姜家宁,总觉得有些别扭,毕竟那个年纪谈点稍微成人的事情都会遮遮掩掩,更何况是一包自己都还没弄明白是做什么用的东西。

可是那包东西怎么也不适合姜家宁,他想退还给雅君,钱也不要了,当为自己喜欢的女生做点什么吧。那天中午放学,姜家宁装病趴在桌子上睡觉,等所有同学都不在教室时,他把那一大包东西塞进了雅君的课桌里。下午是高考动员讲座,雅君也没有动书包,大家听完讲座准备整理书包回家时,程雅君把书包一抽,啪的一声,那么大一包东西掉了出来,好事者、校痞们、平日里嫉妒雅君美貌的,纷纷围了过来:程雅君你买了这么多这个啊?还有人问,这是什么啊?一包一包的?从脚底尴尬到头顶的程雅君已经不知道如何处理了,“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说完,就趴在课桌上委屈地哭了起来。班长找来了班主任,大家都不让放学,调查清楚了再走。

班主任脸一黑,除了程雅君以外的同学全部站起来,今天不搞清楚这件事是谁做的,所有人都不能放学。班里安静得只听到雅君委屈的哭声,每个人都在等待那个“肇事者”走出来。这时,班主任走了出去,几分钟后,拿了厚厚的几摞作业本放在讲台上,在那里批改,一副奉陪到底的架势。作业本改到一半时,姜家宁站了出来:“老师,是我做的……我……”

姜家宁被带到了办公室,一五一十通通招了,然后是写检讨、罚站。招什么都无所谓,写什么也无所谓,漫长的罚站也无所谓,姜家宁觉得自己都可以应付,只是程雅君,那么伤心的程雅君,是不是恨极了自己,是不是从此就失去了彼此。

当晚,雅君早早睡了,家宁一见雅君妈妈忙赔不是,雅君妈妈知道东西是从自己手上出去的,也不想多责备家宁。两个人说着说着,就拉起了家常,把雅君在学校受委屈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了,聪明的家宁,走的时候给雅君妈妈鞠了满满一躬,错认得彻底极了。

卫生棉风波后,雅君变得沉默了许多,有事没事家宁还是会去照顾生意,每天早早地在雅君家店里买一盒牛奶,在盒子上写“对不起”,悄悄地放在雅君的抽屉里。家宁知道那天的事情让雅君在班上受了委屈,他不敢去道歉,他害怕雅君说出讨厌他之类的话,这会让他心中的梦一下子碎掉。年少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悄悄地放在心里是最妥帖的,你若惊动了那个人,也许从此就消失不见了。

就这样,姜家宁每天早早起来,到雅君家的商店买一盒牛奶,然后边走边在牛奶盒上写“对不起”,久了,他也会把空闲时读到的美丽的句子顺带写上去———“思念有时像绵长海岸线,怎么走还是那么长”。小小的牛奶盒,像一方无限思念的天空,把姜家宁的歉意带给他思念的人。雅君倒也不拒绝姜家宁的牛奶,每天收每天喝,这种谨慎如走钢丝的情感,就一直这样来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