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文艺战线批判,所谓“写中间人物”论

《午夜心语》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写的一段日记，时间跨度为1963年12月1日至1966年4月18日，共计两年四个月零十八天。那时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它真实地记录了那几年我的教学生涯和科研活动，是我风雨人生中的一段不可磨灭的足迹。大家知道，那几年正是我国刚刚度过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在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人们刚刚从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出来，还没有完全摆脱极端贫困的时候。1962年9月，党中央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多次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以此作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要求階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对国内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并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在这种“左”的思想和左倾路线的指导下，各条战线上的一切工作，都纳入了阶级斗争的轨道，一切都服从和服务于阶级斗争。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作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的一名党员教师，本着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心情，在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中，认真地贯彻执行了这条路线。回顾这一段往事，归纳起来，我主要参加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和活动：一是参加农村的“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动，二是参加了城市的“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三是参加了河北省委组织的撰写反修理论文章的写作组的活动，四是参加了南开大学教学中的半工半读活动，五是参加了文艺战线上的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活动。此外，从1965年8月29日起至1966年3月20日止，我被借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编辑部，继续写批判文章，并参加部分编辑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我才回到南开大学。我的日记，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停止了。这一段日记，记载了我在这一时期参加的以上主要活动，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这是当年全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活动的一个缩影。下面，首先对这一时期我所参加的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等活动，作一个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在南开参加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1964年9月出版的《文艺报》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了《文艺报》编辑部的重要文章：《“写中间人物”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并附发了《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这时，全国各条战线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文史经哲各学科开展了一系列的批判，文艺战线更加突出。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对文艺问题作了两次批示，把文艺界的问题估计得非常严重，说文艺界“竟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一警告让文艺界各部门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报》编辑部发表了这篇长文，引起各界特别是文艺界极大关注。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文章和材料揭露：1962年8月，邵荃麟在大连主持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他还就当时农村的形势、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文艺创作现状，发表了一系列错误言论，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而要开展对他的批判。1964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艺报》编辑部的文章，加了编者按语。按语说：“我们同邵荃麟的争论，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而是文艺上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斗争，是大是大非之争。”这就为这场批判定了调，把这场批判上纲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自此之后，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许多单位还召开了批判会。在这种形势下，高校中文系的文艺教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也必须紧跟形势，密切配合。我也卷入了这场斗争，那时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给三年级上文艺理论课，参加批判是不容推卸的责任。除课堂上讲课增加批判“写中间人物”论外，我还在讲稿的基础上写了两篇稿子，一篇题为《恩格斯也主张“写中间人物”吗？》，批评邵荃麟歪曲引用恩格斯语录为“写中间人物”论辩护；另一篇题为《所谓“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实质是什么？》，集中批判了“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就在这个时候，即1964年11月24日下午，《人民日报》文艺部派一位青年编辑来到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稿，和部分教师见了面，我也参加了。他向大家介绍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展批判的情况，着重介绍了文艺战线开展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情况，希望大家投入这一斗争，积极写稿，支持他们。中文系很重视这个谈话，把他的谈话作为“中央精神”，贯彻到教学和科研之中。在这一精神鼓舞下，我抓紧时间修改那篇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文稿，并于1964年11月28日寄给《人民日报》文艺部。过了一个礼拜，即12月5日，我收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回信，说我那篇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的稿子写得不错，但因文章涉及内容太多，需改写成两篇。头一篇集中批判“写中间人物”论，第二篇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来信还要求，头一篇文章要在四五天之内交稿。接到来信的当晚，我便抓紧时间改写第一篇，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整天加班，当晚便完成了初稿。12月7日又作了修改和补充，从驳斥“写中间人物”论的“理论根据”“现实根据”和“以中间人物教育中间人物”等几个方面展开论点。12月8日将改好的稿子寄给了《人民日报》文艺部。到了1964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文艺部给我寄来了两份大样，题目是《“写中间人物”论是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唱反调》，并附信要求我抓紧时间校改。两份大样，一份请文艺理论教研室同事审阅，另一份由我自己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12月25日，将改样寄给了《人民日报》。